1999年11月2日。
    河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会议厅里，省纪委新闻发言人向10多家新闻单位宣布：原新乡市市委书记祝友文在任新乡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阻挠压制群众批评、检举、控告，利用职权为其儿子经商谋利益，收受贿赂，接受礼金礼品，经省委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其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顷刻间，闪光灯频繁闪烁，胶片清晰地记录了这一时刻。
    因祝友文是河南省第六届省委委员，在组织上属中央管理干部，这意味着他是河南省改革开放以来在反腐败斗争中落马的级别最高的领导干部之一。
    似萧萧落叶，祝友文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如惊雷贯耳，反腐败的重炮又一次炸响。
                                (一)
    提起祝友文，人们便会想起“洛阳浮法”。从1962年就在洛阳玻璃厂工作的他靠着勤奋和才干，从技术员、科长、副总工程师、副厂长一直荣升为厂长、党委书记。在此期间，他冒着风险，果断上马了中国第一条浮法玻璃生产线，最终获得成功，使“洛阳浮法”响彻中国大地。他本人则被誉为“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干部，戴上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等桂冠。
    1990年，省委将其调到新乡市任市委副书记、市长，1993年任市委书记。应该说，以他的阅历、才干和魄力，承担更大的责任，人们无可厚非。然而，从一个国有大型企业的负责人，到权倾一方的市委书记，"一言九鼎"的权威和风光使祝友文志得意满。随即，由特权思想衍生的骄横在工作中表现出来，他开始凭自己的好恶处理问题。正如他自己所说：“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听不进去群众的正确意见和批评，甚至搞‘一言堂’，还认为自己高明。”结果，祝友文没有正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逐渐放松世界观的改造，最终从市委书记的位置上掉下马来。
    今年，他正好60岁。
                                (二)
    风起于青萍之末。
    1996年12月16日，新乡市辉县百泉湖的西华门等10处地方张贴了11张“告全县人民书”，内容为揭发该市某主要领导的几个问题。12月18日，祝友文即打电话让公安机关派人清查此事，并成立“12.17”专案组进驻辉县，排查嫌疑人。期间，祝友文多次指示要求加大力度，上手段检扣举报信件。
    祝友文为什么对此事这么重视，甚至不惜非法动用邮检手段呢?事情的发生并非偶然。早在1993年10月，荣任新乡市市委书记不久的祝友文就收到了反映他和辉县市某主要领导问题的举报信。位居新乡市一把手位置的祝友文，早已听惯了响在耳边的句句恭维和声声乞求，他当然不希望别人对他说三道四。大为恼火的他随即要求公安机关查清是何人所写，但过了两三个月也没查出个名堂。1994年初新乡市政府换届前，新乡市委、市政府领导陆续收到举报祝友文问题的信件。祝遂指示公安机关上手段控制信件。根据祝的指示，公安机关在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中进行排查，后又扩大到市直机关。就这样，从1993年至1997年，在祝友文直接指挥下，追查举报人持续长达几年之久，引起了干部群众的强烈不满。
    控告、检举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非法指使公安机关截扣群众举报信件、追查举报人，阻挠压制群众批评、检举、控告，是每个共产党员所绝不允许的。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祝友文对此并不比别人糊涂。
    期间，党组织对他进行了及时的教育和挽救。省委、省纪委领导多次找他谈话，他都置若罔闻，拒绝组织上的教育、批评和挽救。面对群众的举报，他不是接受监督，而是采取对立的态度，企图掩盖自己的违法违纪行为，逃脱纪律和法律的追究。
    但是祝友文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他身败名裂。1997年2月，有人举报他利用职权，非法指使公安机关截扣举报信件，阻挠压制群众检举控告。1997年4月1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致函中央纪委领导同志，反映在新乡采访时发现对祝友文问题的揭发材料。中央纪委领导随即批示要求查清事实。中央纪委八室将此案列为中央纪委重点过问案件。省纪委常委会议于1997年7月21日研究决定对祝友文立案调查。与此同时，省纪委也加紧了调查取证工作，随即查处了他利用职权，向财政和企业领导施加压力，为其子提供资金、承担债务和他本人收受钱物的严重违纪违法事实。
                                (三)
    实际上，早在1991年，省纪委已经开始对祝友文任洛阳玻璃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期间超标准住房和以权谋私、请客送礼等问题进行了解。1992年又对祝友文1990年调任新乡市代市长时，大搞迎送活动的问题进行了解。如果那时他在这方面多一点反思，收敛收敛自己的行为，后果可能不会是今天这样。然而，在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凭他的一张字条，一句口谕，就可以办成其他人几年或几十年才能办成的事情。于是，不加约束的私欲伴随着他的傲气逐渐膨胀。“临下骄者，事上必方”。在工作生活中，他尽情地享受着权力魔杖所带来的一切。
    1992年春，时任新乡市市长的祝友文率团到日本访问。已从获嘉县物资局局长升为县政协副主席的冯某，一直不甘心闲落一角。当他得知此事后，打电话通知其在东京的女儿，让她搞好待，顺便讲讲自己想去政府工作的请求。女儿按照父亲的交代，在东京贸易中心宴请祝友文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并于第二天专门陪同祝友文到商场购物，为祝购买了CD随身听、小音箱、渔具等。其间，她不失时机地向祝友文讲了其父想去政府工作的想法。
    回国后，祝友文在常委会上坚持把冯某的工作由政协调整到政府，担任了获嘉县副县长。在干部任用上出现这样的事情，确实少见。一时间，人们惊诧：冯某究竟有何魔方?
    一场出国，达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
    祝友文爱好钓鱼，冯某也对钓鱼情有独钟。后来，祝友文一有空，便驰往获嘉找冯钓鱼，二人很快粘在一起。
    同年11月，祝友文到深圳找一泰籍华人洽谈引进资金事宜，同时直接通知冯某随行。在深期间，为答谢祝友文在自己职务调整时所起的作用，冯送给祝友文2万元，祝没有推辞便收下了。
    1994年冯某被提拔为获嘉县县委副书记后，二人关系愈加紧密。
    1994年4月，祝友文到冯某处钓鱼。时任原阳县委组织部长的王某想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便把2万元现金交给冯，请冯帮忙。中午吃饭后，冯把2万元放进了祝友文的皮包里，并说，王某家有困难，希望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祝当场表态：工作问题可以照顾，但只能平职调动。后祝友文在市委书记办公会议上提议让王某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不久，王即到任。
    一个求人办事，送钱送物；一个倚仗权势，纳金受贿。行贿、受贿就“帮忙”这样温柔的面纱遮掩下轻易完成了。
    一个觉得天经地义。
    一个感到受之泰然。
    渐渐地，新乡市的不少人开始了解祝友文。书记是个敢收的“主”，就有人敢送。1995年秋，祝友文赴京看病前，新乡市红旗区某局局长李某送上1万元；1996年5月祝友文在京治病期间，卫辉市市委某领导送上3万元及2万元的物品；1996年10月，卫辉市政府某领导以“方志强”的名义为其办理了存有1万元的建行信用卡一张。甚至，1997年7月17日祝友文在家过生日时，还有人送上1万元表示祝贺……
    经查证，祝友文从1992年到1997年先后收受贿赂4万元人民币和价值9万日元的物品，接收礼金礼品10万余元。
    有人说，权力这东西，能治人，也能抬举人；能给人以荣，也能给人以耻。的确如此，祝友文利用他的权力，“抬举”了人，满足了自己，同时也毁了自己。祝友文作为党培养多年的党员领导干部，其所应有的原则和党性在一笔笔交易中消失殆尽。
                                (四)
    翻开祝友文的案卷，从他利用职权为子女经商办企业谋利益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父亲，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由于权力的错位，在对子女问题上也偏离了航线。为了使儿子“出人头地”，他可以三番五次打电话施加压力；为了“父贵子荣”，他可以明目张胆地为儿子的生意出面活动。正如祝友文发自内心的忏悔所说“我之所以栽这样的跟头，教训之一就是对孩子太骄纵。”
    今年30出头的祝某是祝友文唯一的儿子。
    祝某原在郑州铝厂驻深圳的一个公司工作。祝友文调到新乡后，他即和新乡橡胶厂及与该厂有业务往来的某港商相约成立了豫程房地产开发公司。既无一分入股又无一技之长的他被聘为该公司总裁。以这个公司为基础获得贷款后，在新乡市几个“朋友”的支持下，他自己又注册成立了新中程装饰材料公司。自然他也是总裁。1994年中央纪委下达干部子女不让在领导干部身边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之后，祝友文让儿子辞去了以上两个职务。祝某即到郑州经营他挂靠在驻军某部的河南飞腾物业公司。
    然而，他想到的不是维护父亲作为高级干部的形象，而是利用这条件处处为自己的业务和私欲大开方便之门。
    1994年下半年，经人介绍，某军事部门有关人员认识了祝公子。1995年5月，飞腾公司经祝某申请改变隶属关系，主管单位变更为此军事部门。接着，该军事部门郑州站特意成立了新乡办事处。祝某随即堂而皇之地回到新乡从事经营活动。
    对于豫程公司、新中程公司聘用儿子为总裁的目的，祝友文是心知肚明，对于某军事部门在新乡设立办事处，祝友文也很清楚其中的弯弯绕。然而，为了儿子“发达”，他默认了这种表面合理的外衣。而祝某也在其老子的袒护下，更加肆无忌惮。
    1994年底，祝某派人找到新乡市耐火材料厂厂长董某，让其以耐火材料厂的名义出面向市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借款150万元，然后转给他使用。与此同时，祝友文直接给市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经理郭某打电话，施加压力。1995年元月，迫于无奈，市耐火材料厂与市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签订了150万元的借款协议，当天即办完全部手续转入市耐火材料厂账户，该厂又直接将该款转入祝某的公司账户。这笔账至今未还。一招“李代桃僵”，150万元到手。
    1996年10月，祝某的公司资金有困难，祝友文的秘书周某和祝某一起又一次找到市经济技术开发公司经理郭某，想让其解决100万元。郭不同意。拖至1997年初，祝友文先后两次打电话。终于使儿子以借款的名义从市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得到了100万元，连个借条也没打。
    1997年3月，祝某把已任新乡市水泥厂厂长的周某叫到家中讲：“我在广东中山搞了一些房地产，急需300万元，你想办法给我解决一下。”周即表示有难度。祝某一再催办。周某因搞不清底细，专门请示了祝友文。祝友文明确表示：“他的公司是军事部门的企业，所搞的事没问题，你该办就办吧。”后祝某把郭某和周约在一起吃饭，共同商定了由市水泥厂出面借款，祝某使用的意见。但郭与周怕担风险，一直拖着不办。祝友文再次出山，分别向这两个人打电话施加压力。于是，祝友文的电话再次起了作用，由新乡市水泥厂出面向市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借得的200万元直接转入了祝某的公司。但有恃无恐的他赚钱不够，没办法，周只好又从厂内资金中直接借给祝某50万元。
    就这样，祝某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先后从新乡市财政局下属的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以借款的名义转入飞腾公司500万元，至今本息未还。
    然而，祝友文的爱子心切并没有得到补偿。祝某拿着这些靠着老子到手的钞票在新乡搞了一个娱乐城，在广东中山搞了一个从事房地产的鑫海公司。祝公子折腾来折腾去，生意没有做成，先后买了凯迪拉克、宝马、六缸奥迪三辆“座骑”供他逍遥，大量的金钱白白地被他挥霍掉了，给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不仅如此，祝友文还利用自己的影响，迫使企业为爱子承担了高达790万元的债务，其手法更为高明。
    1995年，飞腾物业总公司300万贷款到期，无力偿还。儿子有难，父亲焉能坐视不管?是年8月，祝友文将华新棉纺厂厂长申某叫到家中，提出儿子所办公司想抽出资金做其他生意，让申某把祝儿子所建的娱乐城买下来。并对申说：“你们厂压锭任务很重，工厂要走‘退二进三’的道路，买下娱乐城既是‘退二进三’，又可安排一些职工。他在银行有贷款，你不用出现金，300万债务你们承担就行了。”1995年11月20日，华新棉纺厂同新乡市工商银行开发区支行签订了贷款300万元的协议，被迫将300万元债务转过来，曾和祝友文父子打过多次交道的新乡市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又一次在祝友文的权“威”下被迫充当了担保方的角色。一招“瞒天过海”，300万元解决了。
    1995年8月，飞腾公司贷新乡市工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的490万元贷款到期，无力偿还。祝某照样玩起同样的伎俩，名义上还是将娱乐城卖给新乡市化肥总厂。结果他如愿以偿，该厂承担了490万元的债务。
    790万元的债务摆平了，而祝某的娱乐城及附属设施，其所有权根本没有向华新棉纺厂和新乡化肥总厂移交过户，仍归他支配。特权屡屡显示强大的威力。面对“今日观花，明日会酒”，一事无成的儿子，祝友文能说“教子有方”吗?
    “往事只堪哀”。如今，祝友文后悔也来不及了。活生生的事实证明，管好子女决不是个人“小事”。祝友文骄纵儿子的结果，
    不仅葬送了自己，而且给党的形象带来了极坏的影响。面对祝某明目张胆地勒索，众多的新乡干部、厂长经理们对他迎着笑脸的背后，自己都不知道是巴结还是害怕。“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倘若祝友文有这样的胸怀，怎能有今天的下场？

本文摘自：《中原要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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