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吏贪污腐败是一个历史的顽症，自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期起，人们就一直在探索有效惩治官吏腐败的途径，历代有作为的政治家也都力求能在治吏惩贪上有所作为。历史的努力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重温历史，对我们今天的反腐败工作仍然有很多启示。

　　一、戒律多。考察几个主要历史时期的成文法典，可以发现这些封建王朝都颁布了一些禁令和戒律，这些禁令和戒律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不准”，是一些禁止性律条，这是约束官员行为比较通行的一种作法。古人戒律限制的层次都比较高，如汉武帝曾颁布的一道警戒性禁令，就是针对有爵位官员的约束。其内容是：“七大夫，公乘以上。……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意者，以重论之。”这是一则比较早的对高级领导干部的戒律。因为汉承秦制，官爵划分为二十个等级，七级以上的爵位级别已经相当高了。到宋代，其《诫谕百宫辞》将戒律扩大到了文武百官，诫谕要求官员必须做到平心待物、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等，并规定官员在上任之日，必须当面将诫谕宣示一遍，并亲自抄写一份，到任后还要将诫谕刻在石头上或抄写于书厅的墙壁上，经常阅读，严格遵守，用以时时警示官员为官要清正廉明。明朝颁布的戒律更多，主要有《诫饬功臣铁榜》、《昭鉴录》、《永鉴录》、《祖训录》、《醒贪简要录》、《到任须知》和《现行条例》等。这些都是禁止性规定，不是罚则，其目的在于告诫官员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明令禁止，以养德行。

　　二、考核严。历史上对官员的廉政考核比较严格。现最早见于文献考核官吏的记载是《周礼》。周朝以“八法”、“六计”课考官员，“八法”是对官员勤政方面的考核，“六计”主要侧重于对官德的考核。考核的内容“皆以廉为本”，即“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辩”，关于廉政的内容占到一半以上，秦、汉两朝主要用“五善”、“五失”来考核官员的德行。“五善”为：忠信、清廉、慎事、为善、恭敬。“五失”是：夸夸其谈唱高调，好大喜功不求实，飞扬跋扈独专行，犯上作乱无法纪，重视钱财轻知识。唐朝把官员考核更加细化，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宋、元、明、清基本沿续唐朝的考核办法。“四善”主要是对官德的考察，“二十七最”是对官员能力的考核。唐朝以后的官员考核，分为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考核标准也非常具体。唐代考核官员把“四善”和“二十七最”结合起来，分为九个等级，然后按考核结果确定官员的升降，凡上者可官升一级，凡中者可继续留任，凡下者必须降官一级，夺禄一季，凡有贪、酷的官吏，一律削职严处。官吏的年度考核是非常严厉的，如明朝洪武十八年，全国可以朝觐的县大爷以上的官员4117人，吏部上报的材料年度考核只有十分之一称职，平平者十分之七，不称职者十分之一，贪赃和弱者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将有20%的人要被清除出官员的队伍。除了上述正常的考核，还有一些特殊的暗查暗访及派钦差特殊的考察，这些做法对官员的行为举止具有很大的震慑力。

　　三、明法度。总结几个主要历史时期的成文法典，可以看出这些法典覆盖面都比较广，基本上可以把当时官员贪赃的行为包括进去，而且总体看都比较严厉。《唐律》把官员的贪污贿赂行为分为：监临之官受监临财物；监临之官借贷所监临财物；监临之官家人乞借；因官挟势乞索；监临之官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受财而请求；事后受财；以财行求等15种，《大明律》分为13种，《大清律》则更细，《宋刑统》略简。几部法典都把贪污行为归列到了《贼盗律》里。几部法典中，《唐律》是比较成熟的一部法典，《宋刑统》和《大明律》、《大清律》对官员贪污贿赂罪行为归类基本因袭了《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在贪赃枉法与不枉法的处罚上比《唐律》要严，分为贪赃不枉法和贪赃枉法两种，后者处罚要罪加一等。

　　这些法典不仅覆盖广泛，而且规范具体，便于操作。譬如上述法典把有所请求、因使受送馈、受猪羊供馈、卖买有剩余、去官受旧官属士庶馈与等细节列入了贿赂行为的范畴，也就是说把请官员办事和收受礼品馈赠视为贿赂罪例。

　　1．有所请求。专指请官员作出有利于自己一方利益处断的请托，这里特指没有收受财物的请求。汉代叫“听请”，对此的处罚是削官并判两年徒刑。《唐律》不同于汉代的处罚，对请求者和为他人请求者以及官员允许请求的，皆鞭笞50。如果请求事项已经实施的，则属枉法，若情节更为严重则以以故出入人罪论。

　　2．因使受送馈。指奉命出使者在所在地收受馈赠的行为。对此类问题，汉代的处罚是没收财物，剥夺所有爵位，撤销所有官职。唐代法律对此更具体，将此类问题分为受取、乞取和强乞取三种，并按收礼的数量和当地的物价折算成绢再根据情节予以处罚。若属强乞取的，按准枉法论，最重可判处死刑。《大明律》和《大清律》对强乞取的处罚比《唐律》更严厉，把准枉法改成了枉法，最高刑可判绞刑，并规定送礼人也要比受礼人减一等予以处罚。

　　3．受猪羊供馈。指官员收受下属送的猪羊禽兽、米面、酒食和瓜果之类食品。汉代自文景之治后，对此类问题的处罚变轻，规定只要能如数偿还，就不再论罪。唐代将收受猪羊视为坐赃论罪，对乞取者加重处罚，并规定收受的酒食瓜果之类要如数退给送礼人，收受的其它物品譬如畜产品和米面之类，要罚没上交。

　　4．卖买有剩余。指官员在任内买物或者卖物，按时价估算有剩余的违法行为。官员经商在中国一直是被禁止的。汉代规定，凡是官员贱买贵卖，一律按坐赃为盗罪论处，除免除官爵外，牟利量大者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唐朝把买卖剩余分为公平交易和强买强卖两种，前者按索贿论处，后者按准枉法论罪。

　　5．去官受旧官属士庶馈与。指官员调离原单位后接受原任单位官吏、士绅的财务馈赠的行为。唐朝规定对此问题按受贿行为减三等处罚，汉朝对此的处罚是剥夺一切官爵，清政府对此更严，把此条规定扩大到非旧官属和其他官员之间。

　　从这些细节性的规定上可以看出，历朝关于惩治贪赃的法典不仅内容具体，而且界定较为严谨，给司法官员的自由裁量度较小，这也是古代成文法典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譬如，《唐律》规定，对官员受贿并且枉法者处罚为：受1尺布杖100，受1匹布罪加一等，受15匹布判绞刑。受贿但不枉法者，受1尺布杖90，受2匹布罪加一等，受30匹布的判流放。无俸禄的官员，各减一等，枉法者收受20匹布判绞刑，不枉法者收受40匹布判流放刑。《大明律》和《大清律》比《唐律》更为严厉并严谨。《唐律》计赃起点是1尺绢，而明、清律令规定赃无大小，贪了就视为有罪。明、清两朝还对有无俸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明确无禄职官是指月俸米在1石以下的官员。官员枉法受贿在80两银子的判绞刑，其他的折半量刑。《唐律》对官员监守自盗规定，计赃30匹绢判绞刑；而《大明律》规定监守自盗满40贯钱就判处斩首，《大清律》规定监守自盗赃银满40两者斩首。把处罚的规定都限定在一定的数字范围内，避免了因个人的好恶而出现刑罚时轻时重的现象。

本文摘自：《中国监察》2001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