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我们一方面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另一方面，也要择善固执、固守革命时代的优秀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回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对此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都曾反复强调，并将之提到不如此就有可能"亡党亡国"的高度来认识。我们第四篇廉政文章推荐了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撰写的《太行山上的八个寒夜》一文，在全区党员干部中引起较大反响。吕日周在长治还做了哪些工作?其工作主要方式如何?他为什么爱骑单车下乡?这样做究竟能发现、解决多少问题?许多党员干部表示，希望更深入了解长治的治市实践。
我们特推荐吕日周撰写的此文，以满足大家需求，并希望：深入群众、扎实调研--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老传统能在新时代里，再次蔚然成风。
骑自行车，我觉得是联系群众的一种好形式。走得慢，看得真；体积小，方便行；费力气，感受深；群众见，觉得亲。平时去不了的地方能去了，见不到的人能见到。从当县委书记到现在的20多年间，只要有空闲，我就骑上自行车转转，有时走得近点，有时走得远些。日子久了，群众不仅愿意和我说话聊天，还不时有人坐在我的车后，让我驮着他们四处看看。每逢这个时候，我为群众没有把我当外人而高兴，我也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欣慰。
骑车下乡是我个人的工作方式，我一直强调说骑自行车下乡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但坐卧车下基层却不能成为惟一形式。联系群众就要用群众的方式，群众坐拖拉机、坐畜力车、坐公共汽车，甚至骑马、步行，市地以下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有这样的实践体验，一年有那么几次也行。市地以下干部本来生活的环境就在人民中间，老坐小车出出进进，群众就会与你产生隔膜。使用群众的交通工具，像老百姓一样正常生活，才能贴近群众、了解群众，带着感情去关心群众，进而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
一路民告官
2001年春天，农忙的日子悄悄抬头。城里却迎来了"五一"长假。我想，平时日常杂务多，不妨趁这个长假骑自行车到周边县区的工厂、农村、学校看看。从4月28日到5月6日，我和几个同志先后分两次抽出五天时间，骑自行车到了郊区、潞城、长治县、长子的45个村子、12个学校和9个企业，一路行程250多公里。
潞城市羌城村是个离公路并不太远的村子，街头扎堆儿闲坐着一群老人。我停下自行车问大家，你们村有什么问题没有?乡亲们有什么困难没有?有个老汉直言快语地说："村干部前年就吃了5.7万元。"我问，去年吃了多少?老汉摇摇头，说："去年就不上账了。"老汉说他叫李安生，老党员，敢说敢当。"村里卖地得了7万元，账上只有几千元。""钱哪去了?""大干部花大钱，小干部花小钱，老百姓花不上钱。"李老汉越说气越大。我对随行人员说把这些问题都记住，逐项查清楚，马上给群众个明白。一个村子一年吃喝几万元，怎能不让老百姓心寒。
在长治县郝家庄村，群众见我下乡来，大家争着反映村上问题。一个叫高连生的群众说，1982年村里变压器被盗，去年在邻近的义堂村找见了，大伙一合计把变压器拉了回来。我们把这件事反映到乡里，他们官官相护，不问丢失原因，不敢处理当事人。老高继续说，过去村里有8辆汽车，一辆吉普车，还有装载机，现在全无下落。过去给煤站上煤，每年集体收入几十万元，钱也不知道花到哪里去了……
舞台广场上的群众越聚越多，反映的问题也越说越细，定宅基地问题、垃圾问题、打架纠纷问题等等。我告诉大家，老乡们不要着急，有问题慢慢说。有人见我有耐心，索性把我拉到问题现场去。走出郝家庄，我心情特别地沉重，为什么民怨鼎沸?村务和财务不公开是引发各种矛盾的祸根。
一路走来，我接了不少状子，费我许多口舌去解释，有时被反映问题的人们拖住自行车后尾架，能使我原地倒转一圈。有时被激动的人群围住，有时被扯住衣服，有时被拽丢扣子，想想那些迫切需要解决问题的群众，市委决定要求从市到村，四级干部都公开，谁不公开谁下台。
放羊娃小会文
一条小溪潺潺流过潞城市的南舍村。河边柳枝轻拂，野草青青。一群羔羊在悠闲地寻找食物。羊群一旁站着放羊老汉，一头跟个十几岁孩子。眼前这幅景象，简直像浪漫诗人笔下"桃花源"。
深入到"桃花源"中调查，才发现里边竟是令人心酸的故事：我和"老羊倌"问话，得知他叫李红喜，今年62岁，上世纪60年代当过村党支部书记。放羊孩子叫任会文，今年14岁，和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而是他雇来帮工的小羊倌。我问，孩子上学吗?老汉摇摇头。
小会文是个命苦的孩子。父母原来都是长治缝纫机厂职工，他出生8个月时，爸妈离异。之后，他跟随父亲住单身宿舍，过单身生活。他6岁那年，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小会文被爷爷奶奶领回到黎城县停河铺乡的小山村。尽管日子清贫，但那也总算是个家。好景不长，三年后，爷爷奶奶相继辞世。爷爷生前攒下的两缸老玉米，算是留给小会文的惟一遗产。小孩孤零零住在破窑洞里，衣服脏了无人洗，头发长了没钱理，日子久了，粮食没了，便开始四处流浪。乡亲们帮他打听母亲改嫁的地方，最后在潞城市翟店镇南舍村找到小会文他娘。令人痛恨的是，生身母亲竟然不肯认领自己的亲生骨肉。大伙苦口婆心，她才勉强收下，但小会文还是食不饱肚，衣不遮体，他曾痛心地对小伙伴说，我是这个家里的多余人。邻居李红喜老汉见孩子孤独无靠，就把他带在身边，跟着羊群找点事干。每当看到同龄人背书包上学，小会文就会躲到一旁痛哭。
听李红喜老汉讲小会文的事，我鼻子发酸。我抚摸着小会文的头，问他一些同年龄孩子的事。他低头嗫嚅着，而我未能控制住自己的眼泪。临走的时候，我没有给他放钱，我的工资又能供养几个这样的孩子呢?我要做的是调查实际情况，解决长治存在的所有突出问题，尽快帮助更多人走出困境。临别时，我对李红喜老汉说，放羊时给孩子带本书，让他把眼睁开，不要当"睁眼瞎"!
我告诉同来的同志，要把小会文的事登在报纸上。很快，小会文引起了社会的关注。翟店镇机关干部自愿捐了300元钱送到南舍小学，学校为任会文买了学习用具和校服。5月7日一大早，这个14岁的孩子终于坐进了南舍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在这一天，来长治投资考察的印尼客商从《长治日报》得知这件事，为小会文捐了5000元。
可气的是，小会文得到社会援助后，他的母亲见钱眼红，说他是小会文的娘，捐给孩子的钱不应该交给学校，要由她负责保管。我批评了她，教育她身为人母要做楷模。事后，群众说我办了一件大好事。同时也有人说我管得太细、太小。我说，如果干部都去管，就不用我去管了，正因为没有人管，我才去管。这件事，我做个样子，带个头。希望全体干部都去带头做些具体事。不能借口自己是领导，只管大事而不"小事"。何况，对小会文来说，谁又能说这是件小事呢!我们要求干部能做大事，也要能做具体事，假如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把自己寻找到的身边具体事做好了，人民就会更加爱戴党、拥护党。
"邋遢村"和干净村
郊区有个针漳村，从东到西，整整一条街堆满了垃圾。走进村西北侧的一户农民家，年轻的女主人正端着一盆脏水往马路上倒。我问她，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她说："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我为什么不倒?"如果每个人都不自觉，什么时候才能改了呢?年轻妇女不接话茬，扭头进院了。
我决定去村委院看看。办公楼里出来一个人，好像认出了我，"唉哟"一声躲起来不见了，我推开一间办公室，只见办公桌上、椅子上、地上厚厚地罩着一层灰。办公楼下，院子里杂草丛生，纸屑飞扬。我找村支书，几次问话都无人应答。一个蹬三轮车的人站在一旁说风凉话："你们才走一次，村里人天天走都不在乎，你管它干净不干净!"
后来，我无可奈何地给他们戴了一顶帽子：一个邋遢支部带着一群邋遢干部，一群邋遢人住在一个邋遢村。这句话被记者引用曝光后，他们压力骤增，很快解决了问题并请我再去针漳看他们的新面貌。我说，你们要我去的时候，我一般是不会去的。等什么时候再脏了，我会去的。我的经验是：很多地方讲卫生，都是应付领导的。过几天，便会旧脏复发。
路过长治县的一个村，垃圾包围了村庄，侵占了农田。我下车问正在地里干活的一个中年妇女："占了你的地，为什么不找村干部?""找也不顶用，干部哪能管这事儿。"
再往前走，长治至长子的旧路上，好端端的路面堆满了建筑垃圾。我对邻路的村干部说，要下功夫抓住乱倒垃圾的车，然后扣车拍卖，把卖车的钱用来搞卫生。有时候，对待一些不自觉的人和事也需要采取一些强制的办法。
长治县林移村是闻名全国的林业典型，这个村的人是清一色从河南林州逃荒要饭迁来的。吃苦耐劳有传统，村子建得也不错。我们进了几个家庭，发观每户院子里都有一个大猪圈，猪吼的声音很高，猪粪的气味很臭。有人说，河南人就是这习惯。我对村干部说，这习惯一定要改，村干净不能院差屋脏，不能离自己越近的地方环境越不好，林移村什么都好，小院大猪圈确实让人不舒服。村里要统一规划一下，养猪不能污染环境。
庭院究竟能不能养猪?当我们骑车来到长治县北呈乡西坡村时，这个问题有了答案。西坡是一个养猪专业村，大户养上百头猪，一般户养二三十头，少者每年收入数千元，多者几万元。猪舍搬到院外，和人分离得较远。我问村支书："你们猪圈卫生咋处理?"支书领着我来到一户人家，双层猪舍，水冲猪圈，没有一点异味。我不由连连称赞:"这个办法好!赶快告诉林移村，让他们来参观学习。"来到长子，更有高招。青岭村养猪用沼气，只要花上500元，就能用上沼气点灯、取暖、做饭。
农村垃圾也不是没有办法。离针漳村三五里地的长治县王童村，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尽管这天刮大风，街道上却没有什么杂物，村子里也看不到一处垃圾。几位年长者在凉亭里闲聊，我过去夸奖他们："这里的卫生不错啊!"一会儿，村委主任李天乐过来，他介绍说，村里党员搞"三包"：包卫生、包植树、包村民纠纷。一个党员包一片，发现谁不卫生，先追究党员责任，再教育处罚群众。垃圾用拍卖的办法，全村的所有垃圾以4800元拍卖，应标者必须先交1万元抵押，到年终大家评，认为清得净、拉得好，连押金带工资一次全部付清。
我对基层干部讲，垃圾也是资源，经过加工处理就会变成米粮。农村卫生问题，看似小，不算小。我们一个320万人口的地方有250多万人口在农村。城市搞建设、讲文明，农村谁管?农民要脏到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农村里曾经灭绝了的传染病，又死灰复燃了。毛主席老人家过去送走的"瘟神"，又大摇大摆地来了。所以，我常说不关心农民，我们就失去了关注的主体，"三个代表"也就失去了大多数。
中午时分，我在群众家吃饭，王童村老支书牛满成找来，我和他一边吃饭，一边讲群众如何夸他摘卫生。我说，为了把村子清理干净，你带领全家扫了七天街，了不起。过去坏人扫街，好人享受。如今不搞阶级斗争了，就要党员吃苦受累，让群众分享成果。他听了我的话，没有高兴反而哭了。说起了另外的事。"吕书记，他们不该那样待你！"我问什么事?他说："前几天你在会上作报告，他们不给你倒水。我在电视上听见你说：给我倒点水!"听到这儿，我不禁笑了，告诉他，这不是服务员故意不倒水，是忘记了。这件事我会永远牢记!尽管事情不大，话语不多，群众的点滴之恩，会作用我一辈子：群众对我们的关心，如父母对小孩寄予希望，体贴入微；而我们对群众的关心，却如大孩对父母，不需依靠时，常有不孝!
菜农之惑
骑车走在309国道郊区南路段上，远远就见许多菜农正在忙碌着。我们进了路边的蔬菜大棚。一个叫雷左进的棚主拖着一条残腿告诉我，现在大棚菜难种哩!我说，怎个难法?老乡说，别看大棚能挣钱，没有技术也不行。我告诉他现在就是科技时代，没有技术肯定不行!他又说许多名词听不懂，许多新技术不会用，他希望有文化的干部下乡来指导指导。
再往前走，我们又进了潞城市崇道村的一个蔬菜大棚。看到大棚里的西红柿长出了怪状，我问怎么回事?主人任素斌说，过去种过几天大棚，不懂多少技术，原先种黄瓜还凑乎，现在改种西红柿，就闹出了笑话。围过来的其他菜农说："好的西红柿一斤能卖七八毛钱，现在这模样也顶多卖个毛把钱。"
在场的人七嘴八舌，有的说是种子问题，有的说是管理问题，还有的说是肥料问题。我把这些情况记下来，对大伙说："我会很快让农业部门派技术人员来这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儿。"这件事，使我想起在沁县漳源镇蹲点时，农民反映牛为什么要啃木头咬砖头?羊为什么越长越小?黄花菜为什么会烂根?这些问题都涉及到科学技术，都需要给农民以新的传播。于是，我们在全市全面安排了科技下乡活动，为思想解放了的农民再送去科技财富。
在长子邹村，我看见一个大棚简陋得一场大风就可能刮倒，抱着孩子的女主人说："我们刚刚结婚，家里欠下不少债，小额贷款又贷不到，只能凑乎弄吧。"我说，你去找农行，他们有的是钱。去年，争取来1亿元小额低息贷款，年底放不下去，最后给中国人民银行写了检查才退回去。老百姓听了我的话，又高兴，又担心："吕书记，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找信用社好话说过几萝筐，人家就是不理睬。那些人手里有点权，就变着法子刁难人，跑上十回八回没个准信，我们也就不去求他们了。"
金融部门地方管不了，但我相信，群众的困难是真的。以后我们千方百计和金融部门多联系，多沟通，市里活动请他们参加，重要事情让他们参与，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帮助我们尽快甩掉穷帽子。长治的各级干部这样做，感动了金融系统的领导。人行行长尹有树担任一把手以来，当年就深入全市11个县调研，历时70余天。之后，他又一次次蹲点，总结出200多种化解风险的具体办法，为全市调整产业结构筛选出159个重点项目。2002年1到9月份，全市农信社整体经营实现月月盈余，农民人均收入前6个月达到989元，高于去年同期20.8%。
大棚做不大，官却有人想做大。我骑车每到一个地方，总在屁股后跟两三个跑官的人。只要知道我去那里，他们就带着关系信和个人简历不辞辛苦地找来，最后总是千篇一律地再三说一句："我的事全靠您了!"我也总要反问一句：你不干好自己的工作，那农民的事靠谁呢?我告诉他们农民盼服务，要尽快帮农民迈过生活坎、生产坎、科技攀登和经营坎。(见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