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故纸中话真情

更新时间:2015-09-29 15:14:39点击次数:2723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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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延安五老”之一,著名的法学家和教育家、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他在中央苏区任内务部长时,主持和参加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等法令和条例。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历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7岁。

曾几何时,传统家书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给远方的亲朋好友写信变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在享受各种通信手段带来便利的同时,却不禁会怀念那些柔软的书信带来的真情实感。

时光回溯到五六年前,慢慢闲下来的谢飞开始阅读父亲谢觉哉的日记,发现了一些很珍贵的信件。两年前,他开始整理编排这些信件,最终于近日出版《谢觉哉家书》。这百余封承载着半个多世纪笔墨浓情的家书,背后蕴藏着后人难以想象的感人故事,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云变化。

亲情与责任,包容与理解

谢觉哉曾在书信中写道:“写文章、写诗、写信,主要是给看的人一个难忘的印象。”观其家书,正是:简练而有味,平正而恳切。

谢觉哉离家参加革命后,敌人多次到家中抓人、抄家,家中“鸡犬不宁”,家人东躲西藏,只有妻子何敦秀一个人在家里顶着。1937年春天,在音书不通十年之后,谢觉哉给何敦秀写信,赞她是位“不平凡的女子”,并流露出对于自己在外参加革命、无法照顾妻子的愧疚之情:“家庭生活儿女婚嫁的事,我从来没有管过,现在更来不及管。这副繁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肩上,已把你压老了罢!我呢,连物质上给你的帮助,都很少很少,这是对不起你的事!”同样在信中,谢觉哉又用一首五言长诗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家乡时入梦,风景依稀中。园韭绿如褥,庭松苍似龙。稚子已逾冠,雏孙正应门。别离何足惜,贵不负初衷。国破家宁在,貌衰心尚童。偶因朔风便,一纸当告存。”简洁凝练的诗句中,蕴涵着他舍小家为大家,割舍亲情别家园,不忘初心方始终的家国情怀,读来令人动容。何敦秀对于这些来自丈夫的书信格外珍惜,这些家书都得以完整保存。“如果没有家乡的大妈妈,哥哥姐姐们,亲人们的保存,这本书也许无法出版。”谢飞如是说。

在处理家庭婚姻问题上,谢觉哉秉持着审慎和理智的态度。1937年,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谢觉哉和王定国成婚,但对于家乡的妻子,谢觉哉仍然一直与她通信,问候并帮助家人的生活,并坚称“你永远是我的夫人”。1951年9月,谢觉哉给何敦秀写去最后一封亲笔信,明确表示:“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谢飞谈道:“同有些人不承认、不理、不见的做法不一样,父亲理智、平和地处理了新社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家庭关系。”

好的家风,爱的传承

为人父母,当生而有养,养而又教。对于一位领导干部来说,家风的养成与他平时的言传身教和严格要求息息相关。在谢觉哉写给子女们的家书中,关于良好家风的传承渗透在字里行间。

1950年1月21日谢觉哉在给两位大儿子的信中写道:“等到今年秋收后……到那时来看我,是一样的。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人坐车,都要买票。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做一个“焦官”,体现出他艰苦朴素,从来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的共产党员本色,也使后辈树立起“公而忘私”的正确权力观。

谢觉哉在给北京家里年纪尚轻的孩子们的书信中,多是鼓励他们多读书、爱惜物品等关于德育的言语。1957年1月30日的信中,谢觉哉告诫子女们要好好爱护书本,“不管是小人书、教科书,还是课外看的书,看的时候不许把书面、画面弄皱。”他回忆了幼时,父亲教育他爱惜书的往事。这影响了谢觉哉一生,以致“在延安,我对书报是很注意的。几年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没有失掉一张(退出延安时埋在真武洞,被胡军挖出损失了)。到北京后,我没有功夫亲自管理书了,这个工作,现在需要你们来做。望你们注意并学会做!”

谢觉哉有句名言:“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这在他的家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62年3月8日《致儿女》的家书中,以他和妻子王定国的经历告诫儿女们“不论吃的、住的、穿的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要看过去,看别人”。他掷地有声地教育子女:“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教育子女在学会知足的同时,要把精力放到服务群众上来。这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谢觉哉的拳拳情怀,以及谢氏家风的养成与传承。

为党分忧,为民解愁

新中国成立后,阔别家乡达30余年的谢觉哉曾三次回到湖南,但只有两次回到南馥冲老家。为了迎接他,当地连夜修了一条由谭家湾到他家门口能走汽车的路,这让他坐卧不安,“不敢”再回家乡。他在给家乡孩子的信中,对这种不正常的作风做了严肃的批评:“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使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一些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要农村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都是幼林。”在信中,谢觉哉还实事求是列举了老百姓不容易买到猪肉等实际生活困难,以及对于山林环境被破坏感到的痛惜之情。

1961年9月20日,谢觉哉在给宁乡县长张润清的信中,语重心长地写道:“要注意两个字,一是听,二是想。虚心听取各方群众的意见,然后想:他们是否说了真心话,为什么这样说?说的是否完全对,应该怎样解决才对?然后又听又想,脑筋就渐渐灵了,办法也就逐渐多而对头了。”他在信中最后强调:“在春耕以前,应该很好地遵守六十条建立好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制度,做到真正的人民做主,一切的事才能顺利进行。”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到谢觉哉是如何亲历和苦心纠正当地的“浮夸风”。他不忘人民的冷暖,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彰显出老一辈革命家深入群众听民声、知民意、解民情的诚挚愿望,以及清正廉洁的政治风范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时光荏苒,这些书信虽已褪色泛黄,但其中饱含的无比真挚的情感却不会变色。晚年,谢觉哉写过一首诗:“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这是对他光明磊落的一生最好的写照。这种崇“严”尚“实”的精神风范,是党和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深体会,并继承传扬下去。(张思思)